淺析內地仲裁裁決在香港的執行 — 從拒絕强制執行的案件出發

麥業成 (2016年7月)

 

【摘要】中國大陸和香港採用不同的法律制度,但在仲裁裁决的相互執行上 有特殊的安排。 本文嘗試用香港案例,結合法律規定及現有案件,簡單探討內地仲裁裁决在何種法定情况下可能被香港法院拒絕執行,並指出相應的風險,爲執行申請人提供相應的建議。

【關鍵詞】內地裁决拒絕强制執行

一、相關法律原則

香港回歸之前,中國和香港作爲《紐約公約》[1]的獨立締約方,內地裁决可以作爲公約裁决在香港執行。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後,《紐約公約》不再適用於兩地, 兩地仲裁裁决執行受到一定阻礙,1998年香港高等法院的五豐行公司案[2]體現了該困境。 該案中,原告主張依據當時《仲裁條例》2GG 條[3]以本地裁决的簡易程序申請執行內地裁决,被高等法院拒絕。 法院裁定,在申請執行時該裁决在性質上既不屬於公約裁决,也不屬於香港本地裁决,因此無法在香港强制執行。

爲了解决這一問題,根據《基本法》第 95 條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 1999  年簽訂了《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相互執行仲裁裁决的安排》(下稱《安排》”)。這一區際司法互助協議明確規定了內地裁决可以在香港高等法院申請執行。在拒絕執行仲裁裁决的問題上,《安排》第 7 條參照《紐約公約》第 5 條予以了規定,列舉了拒絕强制執行的情况。

隨後,香港在 2000年修訂了香港法律第 341 章《仲裁條例》,新加入第IIIA部分,其中包括了拒絕强制執行的條款。 第40E條指出,除了法例指定例外情况以外,不得拒絕强制執行內地裁决。 2011年,香港訂立了新的香港法律第 609 章《仲裁條例》,廢除了第 341 章《仲裁條例》,其中拒絕强制執行的法定情况沿用了原先的條例。

除明文法律規定外,香港法院通過判例也形成了一系列處理仲裁裁决的基本原則。在 KB v. S and others 一案中,法官對上述原則進行了總結[4],例如:法院的主要目標是爲仲裁程序提供方便和協助執行裁决。仲裁裁决的執行基本上屬於事務性程序,法院應當盡可能機械化地處理[5]。除非反對方的抗辯確有理據,否則法院會執行仲裁裁决[6]。 從上述法律規定及判例原則,可以看出,香港法院可以執行或拒絕執行仲裁裁决,但不可以把仲裁裁决發回仲裁庭重新審議。香港法院原則上應當允許執行內地仲裁裁决,只有在法定條件滿足的情况下才可能拒絕强制執行。

二、相關案例

新舊兩版《仲裁條例》中均規定了拒絕强制執行的法定情况,下面通過 一些案例,分析香港法院對這些情况的理解和適用。

1. 內地裁決的認定

2000 年《仲裁條例》第 2 條對內地裁决”的釋義進行了明確規定,並爲新版條例所沿用[7]。 現在我們看看在實踐中因涉案裁决不符合該定義而被香港法院拒絕强制執行的案例。

在深圳市開隆投資開發有限公司案[8] 中,原告於 2000年在香港提出執行申請,並在次年取得單方面命令,獲准强制執行。 被告的抗辯理由之一是:涉案之裁决是在內地《仲裁法》實施之前作做出的,故並非按照”該 《仲裁法》做出,因而不符合《仲裁條例》對內地裁决”的定義。

此外,假若內地法院的執行程序還沒有完成或結束,仍未能計算究竟從該整個程序中可獲得多少金錢以滿足裁决付款的責任,裁决得直人不能在港同時申請强制執行裁决。

基於以上原因, 香港法院撤銷了應單方面申請作出强制執行的命令。

2.  正當程序的要求

由於香港法院對內地仲裁不進行實質審查,在實務中被告人往往以仲裁存在程序性問題作爲執行的抗辯。《仲裁條例》也將此規定爲可以拒絕强制執行的法定情况,旨在保護被告的程序性權利,充分尊重被告表達的權利[9]。

派利投資公司案[10]是中國加入《紐約公約》以來香港法院拒絕承認與執行內地仲裁裁决的第一案。 在該案中,原告根據《仲裁條例》44 條規定要求在香港執行內地裁决,而被告主張仲裁庭採取的某些程序剝奪了被告表明其有關情况的機會,比如:不允許被告對仲裁庭任命的專家出具的調查報告做出評價。香港高等法院裁定,內地仲裁庭沒有遵從正當的法律程序, 故拒絕執行該仲裁庭的裁决。

在何志蘭案[11]中,內地仲裁做出了有利於原告的裁决,答辯人以實際未收到仲裁開庭通知書作爲抗辯。儘管依據《廣州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該開庭通知書被視爲有效送達答辯人,但香港高等法院認爲應適用香港法律處理該問題,並認爲本案符合拒絕執行的法定情况,裁定擱置强制執行的命令。 此外,基於司法效率及反對雙重賠償的考慮,《安排》第 2 條規定申請人不得同時向內地及香港兩地申請進行執行,這是對申請强制執行的限制。 在深圳市開隆投資開發有限公司案[12]中,被告人反對執行涉案裁决的另一原因是,原告人已在內地申請强制執行該裁决,故根據《仲裁條例》第 40C 條的規定,該裁决不得根據內地裁决的規定强制執行。香港法院認可了這一抗辯事由。

3.  公共政策的考量

公共政策不能 當做萬能的理由,只有當執行有悖於執行地最基本的道德和原則的時候才能够視作拒絕執行的理由[14]。 當考慮是否拒絕執行裁决時,執行地法院不會審視相關的裁决的實質案情,也不會審查裁决是否能够實際執行。香港法院的角色只限於决定是否有足够理據說明內地裁决違反了公共政策,客觀上無法執行不能構成依據「公共政策」「拒絕强制執行的理由[15]。   因此,尚無因公共政策被香港法院拒絕執行的案例。

三、實務建議

結合上述規定及案例,我想爲申請人提出一些建議。

第一,在執行的提出上,申請執行的選擇需要慎重。 根據《安排》第 2 條規定,申請方不能同時在內地和香港提出執行的申請,即使被告在兩個 地區都有財産[16]。 這便要求申請方在法庭程序之前瞭解被執行方的主要財 産所在地,避免出現申請通過後難以執行的情况。  比如:被告財産主要在 內地,如果先在香港提出執行申請,被告可能在原告在內地提起執行請求 之前將其內地的財産轉移[17],即使香港法院批准執行,裁决也難以實際執 行。若時間緊迫,可以向仲裁庭申請臨時措施[18]。

第二,《仲裁條例》對內地裁决”進行了明文規定,只有官方認定的仲裁機構做出的裁决才符合要求[19]。 因此,如果申請人希望內地裁决在香港得到執行,在選擇仲裁機構時需要挑選有權威性、被認可的機構。 需要注意的是, 被中國內地承認的國際機構仲裁或臨時仲裁也不屬於《仲裁條例》中規定的內地裁决[20]。 

第三,申請方需要考慮裁决最終可能的執行地並清楚執行地法律的重 要性。從何志蘭案[21]中可以看出,香港法院在分析《仲裁條例》中的抗辯事由時,主要考慮適用的是香港的法律。《仲裁條例》中拒絕强制執行的條 款給予了香港法院酌情權,對內地裁决進行審查,對某些明顯存在問題的 裁决拒絕執行。申請方如果要申請在香港强制執行,需要事前對香港的法 律及執行機制有一定的瞭解。

最後,儘管香港法院在認定公共政策時採用的是限縮解釋,但亦指出 仲裁當事人有誠實善意的義務,或按照誠信原則行事的義務[22]。 因此,當事雙方在進行商事交易、擬定仲裁條款時仍應當避免違反公共政策,以免影響最終執行。申請人選擇香港作爲執行地,某種程度上意味著對香港法院及司法制 度的信任。在仲裁過程中,申請人應認真對待任何可能使執行受阻的理由, 以確保遵守法律規定,避免裁决在執行地法院被拒絕執行。

 

 

[1] 《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裁决公約》

[2] Ng Fung Hong Ltd v ABC [1998] 1 HKLRD 155

[3] 原文为由仲裁庭在仲裁程序中或就仲裁程序所作出或發出的裁決、命令或指示,可猶如具有相同效力的法院判決、命令或指示般以相同的方式強制執行,但只有在得到法院或法院法官的許可下方可如此強制執行。如法院或法官給予該許可,則可按該裁決、命令或指示而作出判決。“

 

[4] KB v S and others, HHCT 13/2015.

[5] Re PetroChina International (Hong Kong) Corp Ltd [2011] 4HKLRD 604. - “Enforcement of arbitral awards should be “almost a matter of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nd the courts should be “as mechanistic as possible”.

[6] Grand Pacific Holdings Ltd v Pacific China Holdings Ltd [2012] 4 HKLRD 1 (CA). - “The courts are prepared to enforce awards except where complaints of substance can be made good.”.

 

[7] 第 341 章《仲裁條例》第 2 條(舊),與第 609 章《仲裁條例》第 2 條釋義相同: 內地裁决”指由認可內地仲裁當局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在內地作出的仲裁裁决。

[8] Shenzhen Kai Loong Investment & Development Co Ltd v CEC Electrical Manufacturing (International) Co Ltd [2003] 3 HKLRD 774.

 

[9] 第 609 章《仲裁條例》第 95 條第 2 款(c)項: (i) 並沒有獲得關於委任仲裁員或關於仲裁程序的恰當通知;或 (ii) 因其他理由而未能鋪陳其論據。

[10] Paklito Investment Ltd v Klockner East Asia Ltd [1996] 2 HKLR 39

[11] 樓外樓房地産諮詢有限公司對何志蘭,HCMP 3202/2013;陳蕾宇對何志蘭,HCMP 3203/2013.

[12] Shenzhen Kai Loong Investment & Development Co Ltd v CEC Electrical Manufacturing (International) Co Ltd [2003] 3 HKLRD 774

 

[13] Shanghai City Foundation Works Corporation v Sunlink Ltd HCCT 83/2000, [2001] HKEC 351.

[14] Hebei Import & Export Corp v Polytek Engineering Co Ltd [1999] 2 HKCFAR 111.

[15] Xiamen Xingjingdi Group Ltd v Eton Properties Limited [2009] 4 HKLRD 353 (CA). - “In considering whether or not to refuse the enforcement of the award, the court does not look into the merits or at the underlying transaction”

[16] 《安排》第 2 條;第 609 章《仲裁條例》第 93 條第 2 款

 

[17] See Allen, C., “The Reciprocal Enforcement of Arbitration Awards between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a” [1999] Asia DR, vol.2, p.17

[18] 第 609 章《《仲裁條例》第 56 條

[19] 內地仲裁機構的名單由國務院法制辦公室經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提供。

[20] Michael J. Moser and Teresa Y.W. Cheng S.C.J.P., Hong Kong Arbitrati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4) p.90.

[21] 樓外樓房地産諮詢有限公司對何志蘭,HCMP 3202/2013;陳蕾宇對何志蘭,HCMP 3203/2013.

[22] Hebei Import & Export Corp v Polytek Engineering Co Ltd [1999] 2 HKCFAR 111, p 120I and p 137B. - “parties to the arbitration have a duty of good faith, or to act bona f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