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中國大陸的非法合約中的仲裁條款而仲裁的裁決能否在香港執行?

周子敏 (2015年8月)

 

引言

由於中國大陸與香港司法制度不同,本文探討根據中國大陸的非法合約中仲裁條款而仲裁的裁決能否在香港執行。

非法合約

非法合約是指一些違反普通法或/及成文法的合約,例如協議去犯案、侵權或與正被制裁的敵國進行買賣等。一般而言,非法合約無法被執行,亦即是說,合約雙方在有爭拗時皆不能依該合約控訴對方。  

當主要合約為非法時,香港法院會否拒絕執行與其相關的仲裁裁決?

首先,根據1999年6月21日於深圳簽署的《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安排》,無論仲裁地點是香港或內地,在仲裁裁決頒佈後,若一方當事人不履行仲裁裁決,另一方可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裁決。然而若有以下情況,法院可裁定不予執行該仲裁裁決:

(一)仲裁協議當事人依對其適用的法律屬某種無行為能力(under some incapacity)的情形;或該項仲裁協議依約定的准據法無效;或在未指明以何司法地區的法律作准時,依仲裁地法律為無效;

(二)申請人未獲關於委任仲裁員或關於仲裁程序的恰當通知,或因其他理由而未能鋪陳其論據;

(三)該裁決所處理的分歧,並非仲裁條款所預期者,或該項分歧並不屬該等條款所指明者;或該裁決包含仲裁範圍以外事項的決定;但當可交付與不可交付仲裁事項的決定能分開處理時,裁決中關於可交付仲裁事項的決定部分應當予以執行;

(四)仲裁庭的組成或仲裁程序與當事人之間的協議不符,或在有關當事人沒有這種協議時與仲裁地的法律不符;

(五)該裁決對當事人尚未具約束力,或已被仲裁地的法院或按仲裁地法律撤銷或停止執行;有關法院認定依照執行地法律,爭議事項不能以仲裁解決,則可不予執行該裁決。內地法院認定在內地執行該仲裁裁決會違反社會公共利益,或香港特區法院決定在港執行該仲裁裁決會違反香港的公共政策,則可不予執行該裁決。

上述情況跟香港《仲裁條例》第89條中所述可拒絕強制執行《紐約公約》[1]裁決的情況大致上相同。 當然,即使有符合上述的情況出現,香港特區法院仍有酌情權去強制執行該仲裁裁決(見香港案例:Werner A Bock 訴 The N’s Co Ltd [1978] HKLR 281;Hebei Import & Export Corp 訴 Polytek (1999) 2 HKCFAR 111; China Nanhai Oil Joint Service Corp Shenzen Branch訴Gee Tai Holdings Co Ltd [1995] 2 HKLR 215, [1994] 3 HKC 375; Grand Pacific Holdings Ltd 訴 Pacific China Holdings Ltd (in liq) (No 1)  [2012] 4 HKLRD 1)。

一般而言,非法合約本身必然或多或少違反了公共利益或者公共政策(即上述第五項情況),上面提到當執行該仲裁裁決會違反公共利益或者公共政策時,法院可不予執行與非法合約相關的仲裁裁決。但事實上,就算雙方的合約是非法(或被一方指為非法)時,法院往往仍然會強制執行根據該合約中仲裁條款而仲裁的判決。現以幾宗普通法地區的案例說明此種情況。

在香港案例Shantou Zheng Ping Xu Yueli Shu Kuao Trading Co Ltd 訴 Wesco Polymers Ltd (unrep., HCCT 107/2000, 14 December 2001)中,甲乙雙方曾就一份買賣合約糾紛在中國大陸進行仲裁,結果甲方勝訴。隨後,乙方向北京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申請撤消仲裁裁決但是失敗,而甲方亦同時嘗試在中國大陸執行判其勝訴的仲裁裁決。由於乙方在內地並無任何實質資產,故此甲方決定在香港以簡易判決程序(summary judgment)控告乙方以追討仲裁裁決的判定債項。在香港原訟庭審訊中,乙方的其中一個辯護理由是甲方實際上並非買賣合約的當事人,所以屬於無行為能力去與乙方簽約,故此在中國法律上甲乙雙方所簽訂的買賣合約為非法;乙方指出強制執行與該非法合約相關的仲裁裁決會違反香港特區的公共政策。就乙方提出非法合約這一論點,法官就參考了香港終審庭在Hebei Import & Export Corporation 訴 Polytex Engineering Co Ltd (1999) 2 HKCFAR111的判決,認為如果一方要用非法合約及違反公共政策作為不能執行仲裁裁決的理由,該方必須通過很高的門檻去說服法院接納其說法。而在這宗案例中,乙方並未成功通過這條門檻。

除了以上香港案例,以下是另外兩個行普通法的地區的案例,對香港法院都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
以非法合約及違反公共政策作為反對執行仲裁裁決的理據這種情況,新加坡法院的態度亦同樣是盡量減少干預仲裁裁決。在新加坡案例AJU訴 AJT [2011] SGCA 41中,AJU是一家泰國公司,而AJT是一家英屬處女群島(BVI)公司。AJU跟第三方簽訂合約,讓其連續五年可以在曼谷舉辦網球賽事,而AJT就是該第三方的合約受讓人 (assignee)。其後,AJT根據合約的仲裁條款向AJU展開仲裁程序。與此同時,AJU亦向泰國當局舉報AJT的相關公司及人士偽造文件和詐騙, 泰國警方因此就這些舉報展開調查。根據泰國法律,詐騙是可不予起訴的罪行,而偽造文件及使用偽造文件則是必須起訴的罪行。在警方調查仍然進行中的時候,AJT和AJU決定和解。和解條件是AJU會向泰國警方銷案,令警方停止刑事調查AJT,並賠償US$470,000給AJT作為仲裁的和解金,而AJT則會申請終止仲裁程序了結此事。可是,在AJU履行了所有和解條件後,AJT卻反口不肯申請終止仲裁程序,理由是根據泰國法律,偽造文件及使用偽造文件屬於必須起訴的罪行,當有新證據出現時,就算AJU已經銷案並白紙黑字向AJT承諾永不追究這些刑事指控,泰國警方仍可自行對AJT的相關公司及人士重新展開調查。

由於AJT反口不肯終止仲裁程序,AJU便以雙方在仲裁過程中達成的和解協議作為理據申請終止仲裁程序。最後,仲裁庭裁定該和解協議是有效的,並且正式終止仲裁程序。為此,AJT向新加坡高等法院申請撤銷該仲裁裁決,其主要兩個理據是一)由於雙方的和解協議令泰國當局停止刑事檢控必須起訴的罪行,該和解協議屬於非法協議;二)AJT的相關公司及人士不被起訴是由於有政府人員受賄。新加坡高等法院接納了AJT的第一個理據,亦即該和解協議是非法的,並參考了英國案例Soleimany v Soleimany [1999] QB 785 及Westacre Investments Inc v Jugoimport-SPDR Holding Co Ltd and ors [2000] 1 QB 288,判定該仲裁裁決抵觸了新加坡的公共政策,予以撤銷。AJU不服判決,上訴至新加坡上訴法院,上訴法院同樣考慮了Soleimany 及Westacre案例,但就傾向採納Westacre案例中的盡量減少干預仲裁裁決的態度。上訴法院最後推翻高等法院的判決,拒絕撤銷該仲裁裁決,其理由是:一)仲裁庭已經有全面考慮達成和解協議的環境因素,沒有忽略其中的不合法因素;二)仲裁庭已經裁定雙方簽署和解協議時沒有賄賂政府人員的意圖,AJT亦知道AJU銷案並不等於警方會停止調查有關偽造文件的指控;三)案中的所謂不合法因素已經由仲裁庭審理過,法院不應該再度審理。

另一案例是英國的Beijing Jianlong Heavy Industry Group v Golden Ocean Group Ltd [2013] EWHC 1063 (Comm)。在此案中,甲方是一家中國大陸公司,它的子公司違反了五份租船合同,作為子公司的擔保人,甲方需要按照五份擔保合同賠償違約損失給乙方。但根據中國法律,該五份擔保合同根本未經國家外匯管理局批准,故屬非法合同,若執行即違反中國法律;再者,執行該擔保合同需要匯款到中國境外,又會違反中國的外匯管制條例。於是,根據擔保合同中的仲裁條款,乙方在英國倫敦對甲方展開了仲裁程序。仲裁裁決結果是,該仲裁庭對雙方的爭議有司法管轄權,並裁定乙方取得禁訴令,禁止甲方另外在中國大陸對乙方展開訴訟。甲方不滿以上裁決,基於以下幾個主要理由,向英國高等法院的商業法庭申請撤銷或更改以上裁決:一)根據中國法律,中國法人如未經國家外匯管理局批准下,向外國法人作出擔保,即屬違法;二)從中國匯款到境外會違反中國外匯管制條例;三)甲乙雙方在簽署擔保合同時其實都清楚明白當中的不合法元素,但雙方都有意圖去故意繞過中國法律。另外,由於那些擔保合同違反中國法律,乙方通過在倫敦仲裁成功索取違約賠償的機會遠較透過中國內地法院大。對甲方以上的論據,乙方雖然不盡同意但並不爭議。該法庭聆訊的主要爭議點是在擔保合同是非法而不能強制執行的前提下,擔保合同中的仲裁條款是否一樣不應被執行。結果,基於以下原因,甲方的申請被法院拒絕:一)根據英國1996年的仲裁法案第七條,合約中的仲裁協議一般被視為一個獨立的協議,不受主要合約影響;二)根據英國上議院案例Fiona Trust & Holding Corporation v Privalov [2007] Bus LR 1719, 仲裁協議是獨立於主合約和可被分割的,除非仲裁協議本身是有問題而不能被強制執行,否則主合約的合法性問題是不會牽連到仲裁協議的;三)有關該仲裁協議有否違背公共政策這一點,法院需要處理兩個問題:(1)如由仲裁庭解決爭議,會否摧毀法院不應承認非法合約的法律原則這一政策?(2)如果以上答案是肯定的,那麼法院便要在維護法律原則和商業考慮兩者之間取得平衡而作出判決。在此案中,法院認為就算由仲裁庭解決該爭議會違反法院不應承認非法合約的法律原則的政策,但在考慮當中商業因素後,違反公共政策這論據並不足以協助甲方推翻仲裁庭的決定。

結論

對於根據國內非法合約中的仲裁條款而仲裁的裁決能否在香港執行這個題目,要視乎每件案件的個別情況,但是一般而言,現時普通法地區包括香港特區法院的態度都普遍傾向支持仲裁(pro-arbitration)和支持強制執行仲裁裁決(pro-enforcement)。

然而,在現時鼓勵以仲裁代替訴訟的這種趨勢下,法院亦應警惕某些仲裁協議的當事人事實上是利用了仲裁這機制以繞過法律的制肘。

 

[1] 《紐約公約》指在1958年6月10日在紐約簽訂的《承認及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