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內地仲裁裁決在香港的執行(二)

周立新  蕭震然  李世烈 (2015年5月)

 

摘要

  1. 香港《仲裁條例》的立法的原意是中國內地的仲裁裁決,應當容易在香港強制執行,只有在例外及特殊情況之下,法院才會拒絕執行。
  2. 《仲裁條例》第95條[1]指出,除了法例指定例外情況以外,不得拒絕強制執行內地裁決。這是基於「終局」與「禮讓」[2]的法律原則。
  3. 仲裁地的法院肩負上監督本地仲裁的主要職權,例如中國內地法院負責監督中國內地裁決,而香港法庭,只是負責在香港強制執行內地仲裁裁決。因此本文著眼于執行仲裁裁決過程中各方的角色、程序、法理及例外情況,以更深入探討中國內地仲裁裁決在香港的執行情況。

 

關鍵詞:最高誠信;正當程序;公共政策;狹義解釋;彌償基準訟費

 

仲裁地法院的角色

  1. Xiamen Xinjingdi Group Ltd v Eton Properites Ltd. [3],高等法院原訟庭Reyes 法官詳細討論法庭在執行仲裁裁決的角色。
  2. 法院嚴謹的態度,主因是基於法院相互尊重,法院必須傾向承認外地的仲裁裁決。仲裁雙方均同意以仲裁解決紛爭,更完成了仲裁聆訊,若法庭沒有強而有力的理由而拒絕執行仲裁裁決,對勝訴方是不公平的[4]
  3. 若被告人相信有關仲裁裁決根據法律實屬無效,被告人應向仲裁庭所在地的監督法院申請取消有關仲裁裁決[5]
  4. 與訟雙方同意仲裁地的法院有權去管轄合約所引起的事實和法理問題。執行地的法院應尊重雙方的意願。基於禮讓原則,香港法庭不應假定外地法院的判決錯誤,而以香港法院的判斷去取代之。香港法院必須以實際行動支持仲裁庭所在地的監督法院的監督角色[6]
  5. 香港高等法院原訟庭Reyes法官引用英國上訴庭C v D [7]的案例,指出:

「合約雙方的仲裁條款與專屬管轄權條款相類似。合約雙方同意,任何有關仲裁庭的管轄權的存在和範圍,或臨時與最終仲裁裁決的有效性,皆由仲裁地的法院作出補救措施。」

若被告認為仲裁裁決無效,他應當到仲裁地去挑戰有關仲裁裁決。在本案中,北京法院,而非香港法院,對有關案件擁有專屬管轄權。香港法院不應侵佔仲裁庭及仲裁地法院的專屬管轄權。[8]

  1. 香港法院作為執行仲裁裁決的法院,不應妄自論斷仲裁庭或仲裁地法院對案情事實與法理的估量。若香港法院如此論斷,便放棄了機械式原則,試圖推斷仲裁裁決的真正意思,超越了仲裁裁決執行法庭的權限[9]
  2. 合約雙方既然同意仲裁地法院有權裁決有關合約的事實與法理,香港法院作為執行仲裁裁決的法院,應當依從合約雙方的意願。基於國際間法院禮讓的原則,香港法院不應預先假定外國法院會錯判,而不理會其判決,以香港法院自己的判決取而代之。在原則上,香港法院應以實際行動支持與尊重仲裁地法院的監督角色[10]
  3. Xiamen Xinjingdi Group Ltd v Eton Properties Ltd[11],香港上訴庭指出,根據《仲裁條例》,香港法院可以執行或拒絕執行仲裁裁決,但香港法院不可以把仲裁裁決發回仲裁庭重新審議[12]
  4. 當考慮是否拒絕執行仲裁裁決,執行仲裁裁決法院不會審視相關的仲裁裁決的優劣或背後的案情。法院的角色只限於決定是否有足夠理據,基於違反公共政策原因,而拒絕強制執行仲裁裁決。法院的角色,應該盡量採納「機械式」原則[13]

 

、拒絕執行仲裁裁決的原因

(一)違反正當的法律程序(due process)

  1. Paklito Investment Ltd. v Klockner East Asia Ltd.[14],香港高等法院原訟庭Kaplan  法官認為仲裁庭沒有遵從正當的法律程序,故拒絕執行該仲裁庭的裁決。
  2. 在此案例中,仲裁庭委任專家證人對証物進行調查。被告人反對。專家報告發表以後,被告向仲裁庭提出要求在仲裁聆訊中提供進一步證據。可是仲裁庭己經作出裁決,裁定原告勝訴[15]
  3. Kaplan法官認為仲裁庭沒有給予被告機會去處理專家的報告,故被告未能舖陳其論據[16],也沒有一個公平平等的機會去提出其論點。
  4. Re PetroChina International (Hong Kong) Corp Ltd [17], 仲裁庭作出裁決之後,基於被告的請求,書記處發出兩封信件,確認仲裁一方的解釋正確,仲裁庭也發出一封信件,確認書記處的兩封信件是作為仲裁裁決的補充解釋。
  5. 香港上訴法庭拒絕接納該三封信件作為補充仲裁裁決。其中一個理由,是仲裁其中一方未曾有機會就第二及第三封信件向仲裁庭作出陳詞,違反自然公義的原則[18]
  6. Grand Pacific Holdings Ltd v Pacific China Holdings Ltd (in lig) (No. 1)[19], 香港上訴庭鄧國楨副庭長指出,法院主要著重仲裁程序在結構上的完整性。撤銷仲裁裁決的申請,並非上訴聆訊。法院不會審視案情,也不會審視仲裁裁決在事實或法理上是否正確有沒有錯誤。法院只會審視仲裁的程序[20]
  7. 被投訴的行為必須非常嚴重,甚至極其嚴重,法院才會認為參與仲裁的一方未能鋪陳其論據。被投訴的行為必須很嚴重或極其嚴重,導致參與仲裁的一方未能獲得程序公義[21]
  8. 仲裁庭若違反了程序公義,便犯了嚴重的錯誤。若參與仲裁的一方有合理機會去鋪陳論據,便很難証明仲裁庭違反了程序公義[22]

 

(二)違反香港的公共政策

  1. Hong Kong Golden Source Ltd v New Elegant Investment Ltd[23] 高等法院原訟庭周家明法官總結有關法律如下[24]:
    1. 仲裁地的法院肩負上監督本地仲裁的基本職權,例如中國內地法院負責監督中國內地裁決,而香港法院只是負責在香港強制執行內地仲裁裁決。
    2. 舊有的《仲裁條例》[25]第40E條[26]指出,除了法例指定例外情況以外,不得拒絕強制執行內地裁決。這是由於「終局」與「禮讓」的法律原則。
    3. 立法的原意是中國內地的仲裁裁決,應當容易在香港強制執行,只有在例外及特殊情況之下,法院才會拒絕執行。
    4. 法院可以行使剩餘的酌情權,拒絕強制執行內地仲裁裁決,但仲裁的一方要說服香港法院,拒絕強制執行內地仲裁裁決,門檻極高,極不容易。
    5. 當仲裁一方企圖以違反「公共政策」理由去向法院申請拒絕強制執行內地仲裁裁決,法院必需考慮執行仲裁庭裁決所在地的「公共政策」,而非仲裁庭所在地法院的「公共政策」。
    6. 「公共政策」的概念本身便傾向於法院應當強制執行外地(包括中國內地)的仲裁裁決。
    7. 應當狹窄地解釋「違反公共政策」這個概念,即是違反了仲裁裁決執行地最基本的道德與公義的基本概念,或違反了最基本的道德與公義。換句話說,若以「公共政策」為理由去抗拒執行中國內地仲裁裁決,必須有証據顯示,執行有關仲裁裁決會導致很嚴重的不公情況,震動法院的良知,甚至認為執行有關仲裁裁決是泯滅良知。
    8. 即使某一件案件附合了舊《仲裁條例》第40E(3)列明的例外情況,法院仍然有酌情權,可以批準強制執行仲裁裁決。

 

  1. 在本案中,申請人所持的理由是仲裁裁決使原訴公司的大股東失去他在原訴公司所持有的股票資產,涉及違反誠信[27]
  2. 但周家明法官認為申請人所持理由與仲裁程序無關,也不影響仲裁裁決的實質內容正確與否,這些都是外在因素,不影響仲裁程序及仲裁裁決。其次,仲裁裁決只是命令有關的股票資產必須物歸原主,即是仲裁原訴公司,無論大股東是否那些股票的實質擁有人[28]
  3. 即使在本案中,違反誠信的指責足以支持強制執行仲裁裁決是違反了「公共政策」,法院仍不會使用其酌情權,拒絕執行仲裁裁決。原因是股票的實質擁有權問題,應當由另一宗高等法院案件去審理判斷[29]。因此,周家明法官拒絕撤消仲裁裁決的申請[30]

 

仲裁範圍以外事宜

(一)仲裁定義應做狹義解釋

  1. Grant Thornton International Ltd v JBPB[31]高等法院原訟庭的歐慶祥法官指出「對在提交仲裁範圍以外事宜的決定」[32]應當狹窄地解釋,只包括某些與仲裁糾紛、事宜、爭議無關的裁決。仲裁的本意是一個實實用,程序簡易及省錢的私人解決爭議程序。法院與《仲裁條例》都為了以法庭的命令強制執行仲裁裁決,去促進有效及公平的仲裁。若以寬闊的方式去解釋第89(2)(d)(ii)條,便會導致:

(1)  仲裁雙方(或單方)去將仲裁中的邊緣或次要的爭論點與問題切割出來,帶到法院審理,阻礙仲裁程序進行及增加訟費﹔和

(2)  鼓勵仲裁落敗方用一些不合理、微小和瑣碎論點去挑戰仲裁裁決,

這些都不是立法原意和法例的目標[33]

 

單方面申請的坦誠責任

 

  1. 根據《高等法院實務指示》6.1 《建築及仲裁案件審訊表》第10段:

「一般而言,任何有關仲裁的申請(包括該審訊表以外的訴訟的申請),應排期在專責法官或指定法官席前聆訊。」

  1. 因些,單方面的許可申請應向建築及仲裁案件審訊表的專責法官提出[34]
  2. 當勝訴方向法庭提出單方面的許可申請(ex-parte application)他便負上向法院作出充分和坦誠披露的責任。這個責任包括所有勝訴方所知悉或可預見,而與申請成敗有關的事實與材料[35]
  3. 由於仲裁的勝訴方單方面向法庭作出申請,法庭只知悉勝訴方的案情與陳詞,而法庭作出單方面命令時,另一方未能有機會向法庭作出陳詞,法庭因此要求提出單方面申請的一方,以最高的誠信作出申請。只要法庭程序以單方面的形式繼續,充份和坦誠披露的責任便繼續存在。申請人有責任知會法庭他所知悉的任何重大的情況的新發展和轉變[36]

 

(三)申請撤消仲裁的訟費

 

  1. A v R (Arbitration : Enforcement)[37], 香港高等法院原訟庭Reyes 法官指出仲裁雙方應當遵從仲裁裁決。在仲裁中根據仲裁協議,勝訴方應當期待執行仲裁的法院會理所當然去執行有關的仲裁裁決[38]
  2. 參與仲裁的一方向法院對仲裁裁決提出上訴,或申請撤消仲裁裁決,或申請仲裁裁決不予執行,都不是尋常的事。若仲裁一方向法院的申請失敗,原則上,他應當期待必須支付較高訟費。原因是勝訴方不應為這些法律挑戰所煩擾[39]
  3. 根據香港最近施行的民事司法改革制度,法院也不應為這些法律挑戰所煩擾。若仲裁的一方向法院申請挑戰仲裁裁決失敗,他並沒有遵守《高等法院規則》第1A號命令第3條,去協助法庭達成民事司法改革制度的基本目標,特別是協助法院公正,具成本效益及有效率地解決爭議[40]
  4. 若申請失敗的一方,只需以平常的訴訟各方基準準則(party and party basis)去支付訟費,勝訴方實質上便是補貼了敗訴方不成功的企圖,嘗試阻撓一個有效仲裁裁決的執行。勝訴方即使在仲裁中取得裁決。勝訴方只可以取回訟費的三份之二,約三份之一的訟費未能取回。相反,敗訴方即使向法院申請失敗,也不必為他的申請而負擔所有責任與後果[41]
  5. 這個情況只會鼓勵仲裁敗訴方到法院挑戰仲裁裁決,將一個不公平的高風險策略變為值得一試的方案。這不利於民事司法改革與其基本目標[42]
  6. 因此,除了特殊的例外情況,當仲裁的敗訴方到法院嘗試去挑戰一個仲裁裁決而失敗,香港法院一般會考慮由敗訴方去支付勝訴方的訟費,並按彌償基準評定(indemnity basis)[43]
  7. Gao Haiyan v Keeneye Holdings Ltd.[44], 香港上訴庭鄧國楨副庭長指出,建築及仲裁案件審訊表富有經驗的法官均遵從的做法,便是在法院中涉及仲裁程序的案件,除非有特殊情況,一般而言,法院會考慮命令敗訴方按彌償基準支付勝方的訟費[45]。這是一個好的做法[46]
  8. Grand Pacific Holdings Ltd v Pacific China Holdings Ltd(in lig)(No. 2) [47],香港上訴庭鄧國楨副庭長指出,考慮行使與訴訟費用有關的酌情權,《高等法院條例》要求考慮第1A號命令第1(d)條,法院應確保訴訟各方達致公平。仲裁雙方皆同意以仲裁方式解決紛爭,以公平起見,若其中一方在法院挑戰仲裁裁決失敗,未能撤消仲裁裁決,或未能抗拒仲裁裁決的執行,若沒有特殊原因,敗訴方應當按彌償基準支付勝方的訟費。上訴庭同意Reyes法官在A v R (Arbitration: Enforcement)的裁決[48]
  9. 上訴庭認為根據《高等法院規則》第62號命令,第5(1)條,法庭有訟費酌情權,命令敗訴方若未能成功撤消仲裁裁決,或抗拒仲裁裁決的執行失敗,他必須按彌償基準支付勝訴方的訟費,以確保在訴訟各方達致公平。除非這個一貫做法在原則上犯錯,上訴庭不會干預[49]

 

結語

 

  1. 綜觀以上案例,仲裁雙方既以合約約定以仲裁解決紛爭,若敗訴後試圖到執行地法院申請拒絕執行裁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 此外,香港《仲裁條例》的原意是便利中國內地仲裁在香港強制執行,只有在特殊及例外的情況之下,法院才會拒絕執行仲裁裁決。而特殊例外的情況又被狹窄地解釋。一旦申請失敗,申請人更要以較高的彌償標準,支付勝方的訟費。
  3. 由於後果嚴重,律師必須謹慎處理,給予客戶持平、準確和真誠的法律意見,避免客戶在沒有心理準備的情況之下,負上很大的法律責任。
  4. 國際商業仲裁方興未艾,相信會成為全球解決爭議的大趨勢。以筆者在香港國際商會仲裁委員會的商業經驗了解,商界在國際間選擇仲裁地時,很重要的考慮因素是仲裁地監督法院與仲裁庭的聲譽與法律質素,仲裁地法律制度是否建全,透明和公開。法律是否完備。監督法院與仲裁庭的決策過程是否公平,公正和合理。這些都是仲裁地的核心競爭力,以爭取國際商界到仲裁地進行國際仲裁。
  5. 由於篇幅所限及為了行文流暢,有關香港法院案例與英國案例,未能盡錄,部份判例精要及法理邏輯也只能意譯,若讀者希望多了解前文後理與案件事實背景,可以到香港法律資訊中心網頁[50]搜尋有關的案例細讀。若有任何意見,歡迎不嗇賜教以更正]

 

 

 

 


[1] 香港法例第609章

[2] Finality and Comity

[3] [2008] 4 HKLRD 972

[4] 同上。第983頁 第56段。

[5] 同上。第984頁 第62段。

[6] 同上。第986頁 第71段

[7] [2008] 1 Lloyd’s Rep 239 (CA)

[8] 同上。第984頁,第62段。

[9] 同上。第 986頁, 第69段。

[10] 同上。第986, 第71段

[11] [2009] 4 HKLRD 353

[12] 同上。第360頁, 第 25段

[13] 同上。第361, 第28段

[14] [1993] 2 HKLR 39

[15] 同上。第42頁及43頁

[16] 同上。第47頁

[17] [2011] 4 HKLRD 604

[18] 同上。第620頁,第46段。

[19] [2012] 4 HKLRD1

[20] 同上。第7頁, 第7段

[21] 同上。第35頁, 第94段。請參閱髙等法院梁俊文暫委法官在 China Property Development (Holdings) Ltd v Mandecly Ltd (2015) HKEC 523 第71 段的判詞。

[22] 同上。第38頁, 第105段.

[23] [2014]HKEC 1658

[24]同上。第28段

[25] 香港法例第341章

[26] 與新的仲裁條例第609章第95段相同

[27] 同上。第21段

[28] 同上。第39段

[29] 同上。第40段

[30] 同上。第43段

[31] 2013[HKEC] 477

[32] 見《仲裁條例》第89(2)(d)(ii)條及第95(2)(d)(ii)條

[33] 同上。第44段

[34] Paklito Investment Ltd v Klockner East Asia Ltd [1993] 2 HKLR 39, 第41頁。

[35] Grant Thornton International Ltd v JBPB & Co [2013] HKEC 477第51段

[36] 同上。第54(2)段

[37] [2009] 3 HKLRD 389

[38] 同上。第400頁, 第67段

[39] 同上。第400頁, 第68段

[40] 同上。第400頁, 第69段

[41] 同上。第401頁, 第70段

[42] 同上。第401頁, 第71段

[43] 同上。第401頁, 第72段

[44] [2012] HKEC 138

[45] 同上。第12段

[46] 同上。第13段

[47] [2012] 4 HKLRD 569

[48] 同上。第573頁, 第15段

[49] 同上。第574頁, 第16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