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狀對船運業的重要性

陳梓文 (2015年11月)

 

簡介

在2011到2013年,上海持續被評爲全世界最繁忙的集裝箱港口,其在2011,2012和2013年的吞吐量 (即計算通過港口的集裝箱的數量),分別爲31,700,000,32,529,000 和36,617,000。[i]

全球最繁忙的10個港口有7個是中國城市。  因爲船運是長途運輸最符合成本效益之一的途徑[ii],該些港口于全球貿易擔當重要角色。

一個有效率的港口能促進貨物的進出口,而促使全球貿易的另一要素: 一個促進付款的系統,亦十分重要。  在這方面,信用狀被形容爲國際交易中不可或缺的血液 (the life blood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e)[iii]

有見及此,本文提供信用狀的基本介紹。

信用狀確保向賣方付款

一個促進向賣方付款的系統對全球貿易至爲關鍵。  賣方的主要憂慮,是他們衍生成本生産貨物幷向買方輸出後,却未能收到買方付款。

未能付款的原因很多,這包括  (1) 買方沒有付款能力;  (2)  買方投訴貨物存在缺陷; 或 (3) 買方公然拒絕。  儘管買方在本地貿易中面對同樣風險,國際貿易涉及的地域差距增添額外難度。  舉例說,外地訴訟的複雜性及費用,意味著賣方不大可能靠國際訴訟來解决紛爭。  故全球貿易涉及的地域差距令賣方承受額外風險,幷自然令賣方變得却步。

信用狀通過第三方即銀行向賣方付款,促進全球貿易的付款。

在本質上,當買賣雙方同意通過信用狀付款,買方便通常會與在賣方所在地域的銀行作出安排。  根據安排,銀行同意在賣方出示信用狀列明的特定文件之時,向賣方支付款項(對于信用狀有多種類別,例如可撤銷及不可撤銷信用狀,或保兌及不保兌信用狀,在此不作詳述)。[iv]

該些文件由買賣雙方决定,這通常包括:  (1)  發票,以證明所運貨物是與合約所指的貨物相符;  (2)  運輸文件,例如提單,以證明貨物已被船運; (3)  保險證書,如果買賣貨物合約條款要求賣方爲貨物投保,這證明貨物已投保; 及 (4)  出貨前檢驗證書,即由已經檢驗貨物的第三方出具的證書,證明貨物符合合約要求的質量或數量。

由此,買方未能付款的風險轉移到銀行,賣方要承受的風險亦减低。 因爲銀行會持有運輸文件,例如提單,亦是貨品的所有權文件,故銀行可以之作爲償還的抵押,較能承受該風險。  再者,銀行在世界各地包括買方所在地都可能有分行,相對有能力减低因地域差距衍生的困難。  若銀行沒有多間分行,位處買方地域出具信用狀的銀行(即開証行),可與位處賣方地域的銀行(即通知行)作出安排。  根據該安排,通知行同意在賣方出示信用狀訂明的文件時付款,通知行然後向開証行取回款項。

關于信用狀的法律

根據香港普通法,關于信用狀的兩條有互相關係的法律原則爲:  (1)  信用狀的獨立性; 和 (2)  嚴格相符原則。  本文討論的是香港法律,但關於信用狀這兩條基本法律原則亦體現在跟單信用狀統一慣例600中。

信用狀的獨立性

銀行的責任是當賣方出示信用狀列明的特定文件時,向賣方付款,這是一種與貨物買賣合約分開和獨立的責任,故信用狀被形容是獨立的。 

Hamzeh Mallas & Sons v British Imex Industries Ltd[v] 正展示了信用狀的獨立性。  案中的原告與被告訂立合約,購買大量已加强的鋼條。  根據合約,該些鋼條應分兩批運送,銀行也應根據兩份信用狀付款。  被告在第一批鋼條船運中時兌現了第一份信用狀。  但正當被告想兌現第二份信用狀時,原告申請禁制令,禁止被告兌現第二份信用狀,理由爲第一批鋼條存在缺陷。  法官裁定,鋼條的質量是原告與被告之間的爭議,而信用狀却是銀行與被告之間的協議。  故不論原告和被告是否就貨物存在缺陷有爭議,根據銀行與被告之間的協議,銀行是有絕對責任付款的。

嚴格相符原則

銀行的責任是當賣方出示特定文件時付款。  故該些文件在出示時表面上絕對符合信用狀的要求,是十分重要的。  否則,銀行有權拒絕向賣方付款。

這一點呈現在J.H. Rayner and Company Ltd v Hambros Bank Ltd[vi] 一案中。  該案的原告是賣方而被告是一間銀行。  被告收到買方要求出具一份就一箱裝載 “Coromandel groundnuts支付給原告的信用狀。  被告通知原告出示發票和提單便可獲得信用狀。  然而,當原告想出示“Coromandel groundnuts”的發票時,却出示了machine-shelled ground nut kernels的提單。  因爲這差异,被告拒絕向原告付款,原告據此提起訴訟。

法院在審理上訴時裁定,儘管證據顯示的machine-shelled groundnut kernels”,普遍在行內是理解爲“Coromandel groundnuts”,出示的文件仍必須與信用狀的條款絕對相符,差不多相同或可被接受的文件皆不行。  法院的論據是,銀行只處理金融交易,沒可能知曉每一個行業的術語。  再者,銀行出具信用狀時,即接受客戶給予的授權,如希望獲得款項的償還,必須絕對根據客戶的授權行事。  如銀行根據其他任何條款付款,則須自行承擔風險。

例外情况: 詐騙

從上文可見,銀行不會牽涉在買賣合約各方的糾紛。  只要所出示的文件絕對符合信用狀的要求,銀行便有責任付款,唯一的例外是牽涉詐騙成分。

若能提出有詐騙成分,銀行應當拒絕履行對賣方的承諾。  舉例說,儘管所出示的文件表面上看似妥當,但如果該文件是通過詐騙或僞造取得[vii],或買賣合約牽涉詐騙成分,那銀行應該拒絕履行承諾。

Discount Records Ltd v Barclays Bank Ltd and Anor[viii] 一案討論過詐騙這例外情況。  案中的原告與一間名爲Promodisc S.A./BYG Records 的公司簽訂合同購買8,652唱片和852盒錄音帶。  原告之後要求被告(亦即銀行)出具一份向 Promodisc支付的信用狀,該信用狀寫明合同下要求的唱片和錄音帶的數量。  Promodisc向原告出示一份裝箱單,表明集裝箱的數量及內裏貨物。  該些集裝箱然後被運到原告。

然而,當該些集裝箱被送達原告,原告發現與訂單的內容有很大出入。  證據顯示,運送過程有很多問題。  在94個被運送的集裝箱,有2箱是空箱,5箱是垃圾,25箱裝唱片和3箱裝錄音帶的集裝箱僅被部分填滿。  另外,只有518而不是825箱錄音帶被運送,而當中的3/4跟訂單不同。  而在8,625張唱片當中,也只有275張是與訂單相符。  其他的也與訂單不同,故被拒收或不能出售。

有見及此,原告聲稱Promodisc詐騙,幷請求法庭頒布禁制令,禁止被告向Promodisc支付。

法院參考了美國的案例Szteijn v J. Henry Schroder Banking Corporation[ix]  該案的賣家向買家船運一些垃圾,幷根據信用狀要求付款。  法官在討論信用狀的獨立性時,區分了以下兩點: (1) 僅違反了買賣合同裏的保證條款;及  (2) 故意不向買家船運任何訂單中的貨物。  在後者的情形,法官表示“銀行根據信用狀下的責任的獨立原則,是不應該延伸到保護無良的賣 (the principle of independence of the banks obligation under the letter of credit should not be extended to protect the unscrupulous seller)

法院在Discount Records一案亦提到在Szteijn一案列出的原則只能在能够證明賣家爲詐騙的元凶才可應用。  不管被送達的集裝箱的狀態如何,詐騙這例外情况不適用于該案,因未能充分地提出有詐騙成分。

Discount Records一案可見,在這些情况中,法庭也盡可能不干涉信用狀。  除非有一個充分嚴重的理由,否則僅僅提出詐騙的指控,是不可阻止銀行在賣方出具所需文件時向其付款。  引述Discount Records,法官“通常不意干涉銀行不可撤銷的信用狀,尤其是牽涉跨國銀行 (would be slow to interfere with bankers irrevocable credits, and not least in the sphere of international banking)

如前文所述,上海近年持續被評爲世界上最繁忙的集裝箱港口。  信用狀在船運業擔當一個重要的角色,及經常牽涉來自不同管轄區域包括普通法的當事人,本文故從普通法角度提供信用狀的法律原則的基本介紹。

 

 


[i]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view of Maritime Transport 2014” (Report by the UNCTAD Secretariat, UNCTAD/RMT/2010) at p. 66.

[ii]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view of Maritime Transport 2014” (Report by the UNCTAD Secretariat, UNCTAD/RMT/2010) at p. 66, 69.

[iii]  R.D. Harbottle (Mercantile) Ltd v. National Westminster Bank Ltd [1978] Q.B. 146 at 155

[iv]  D’Arcy, Murray and Cleave.  Shmitthoff’s Export Trade:  The Law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10th ed) at p.166

[v]  [1958] 2 QB 127 (CA)

[vi]  [1943] 1 KB 37

[vii]  D’Arcy, Murray and Cleave.  Shmitthoff’s Export Trade:  The Law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10th ed) at p.210

[viii]  [1975] 1 Lloyd’s Rep 444

[ix]  (1941) 31 N.Y.S. 2d 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