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披露令 (Norwich Pharmacal Order) 在香港法庭的應用 – 以臺灣案件爲例

 林茵(2016年11月25日)

引言

如果訴訟一方當事人希望在法律訴訟過程中向非涉案的第三方索取訴訟另一方當事人的文件,如銀行賬戶結算等,該如何進行呢?世界上許多的司法領域都沒有普通法中一項關于文件披露的特別規定 - 第三方披露令(又稱 “Norwich Pharmacal Order”)。第三方披露令是香港民事訴訟程序中的特殊規定,也是香港民事訴訟程序中關于文件披露重要的一環。第三方披露令適用于訴訟案件中的其中一方,向非涉案的第三方(公司或個人 – 要求其爲不知情、本身沒有犯錯的情况下與某些不當行爲扯上了某種關係的)要求披露文件或資料。 下文將從本人處理的一宗以臺灣案件爲基礎,在香港高等法院原訴庭申請第三方披露令的案件展開闡述。

案例選用

2011年,一臺灣A公司對其前公司總經理X, 前財務主管Y在臺灣展開刑事和民事訴訟程序,指稱兩人在2005年1月之2010年9月擔任A公司的前總經理和財務主管的職位時均掌管及經手A 公司的資金支用。 後來A公司在兩人離職後清查相關會計賬務資料,發現X和Y兩人自2009年12月至2011年1月,陸續從A公司在某臺灣銀行賬戶中提取現金高達新臺幣220萬。被告人X將上述的新臺幣220萬連同若干來源不明的“現金貨款”、“自備現金”等名目匯入非涉案的第三方臺灣公司Z于某銀行香港分行的賬戶。由于A公司在臺灣的民事和刑事訴訟需要進一步的資料來證明X和Y兩人的欺詐及挪用資金的行徑,因此A公司委托香港律師事務所向某銀行香港分行申請第三方披露令,要求披露從2009年12月至2011年1月臺灣公司Z在香港分行賬戶的銀行結算文件。

適用的法律原則

第三方披露令(Norwich Pharmacal Order)源自1974年英國上議院的案例Norwich Pharmacal Co. v Customs & Excise Commissioners [1974] AC 133,上訴人是某化合物專利的擁有人和授權人,答辯人海關發布的消息揭露了有大量化合物的寄售品入口英國,但幷沒有得到上訴人的許可。這是違反了上訴人的專利權。在上訴人的要求下,答辯人海關拒絕提供進口商的身份。英國上議院,根據普通法確立的公平補救原則,規定曾協助某種違規行爲的第三者(如本案的海關)向受害者(如本案的藥廠)披露違規者的身份。

第三方披露令首次在香港的適用是1979年Easey Garment Factory Ltd v Attnorey General [1980] HKLR 18。自此之後,香港法庭對第三方披露令的適用非常廣泛,用以作出一種民事訴訟的濟助。

現任終審庭首席法官馬道立在其擔任香港高等法院原訟庭法官時,在A Co v B Co [2002] 2 HKC 497一案對第三方披露令的性質作出了下列的論述:(1) 不知情的第三方的活動僅涉及在侵權或不當活動中;(2) 被申請一方很大程度不會到法庭應訊或者不會面臨極其嚴重的指控;(3)第三方披露令經常涉及一方當事人向非當事人的銀行申請文件披露,在這種情况下,任何不知情的第三方(如銀行)會涉及侵犯隱私的事宜;(4)因此,法庭在頒布第三方披露令的時候必須行使酌情權,平衡不知情第三方和聲稱違規一方的利益。此外,法庭作出第三方披露令前須考慮的因素包括:(1)必須有確實而且具說服力的證據,證明曾發生嚴重的侵權或不當活動;(2)必須清楚證明該命令會或很可能會爲原告人帶來的得益是相當多和值得的;及(3)要求披露的內容不可過于廣泛。

法庭在作出第三方披露令濟助時,要求之一是文件披露所針對的一方曾經牽涉或捲入錯誤行爲之中,此項要求的重要性在于它有助區別該方與純旁觀者 (見:Evergreen International Storage & Transportation Corp v 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 Ltd [2008] 5 HKLRD 49)。

第三方披露令適用于民事訴訟中的多種情况:如確定違規一方的身份、協助原告一方陳述案件、保障當事人一方的權益、索究所有權益訴訟中的財産、披露信息來源、文件披露用于支持香港司法領域以外的法律程序等。

至于申請第三方披露令的訟費問題,不知情的第三方是可以獲得按彌償基準(on a indemnity basis) 的訟費。根據香港民事訴訟條例的規定,對于按彌償基準訟費的評定,除了不合理産生的費用外,所有訟費都是可允許的 (見:A Co v B Co [2002] 2 HKC 497及Ngan In Leng v Chu Yuet Wah (No.1) [2013] 1 HKLRD 717)。

 
臺灣案例的分析

從上述可知,如臺灣A公司希望在香港申請第三方披露令,答辯人一方爲某銀行香港分行。得到香港律師團隊的法律意見後,臺灣A公司在入禀的誓章中提到下面幾點來支持其申請:(1) 當X和Y離職後,接任X和Y的現任總經理和財務總監是如何發現A公司帳目不明的情况,和該部分被X和Y提取的款項是如何經X和Y之手從A公司的銀行賬戶中被調取;(2) 在臺灣法律訴訟程序的過程中,A公司已經循刑事和民事法律程序分別向X和Y追討;(3) 在臺灣法律訴訟程序的刑事和民事法律文件存檔香港法庭作爲證據;(4) 向香港法庭陳述關于臺灣刑事和民事程序的最新進展;(5)A公司怎樣發現X 將的新臺幣220萬連同若干來源不明的“現金貨款”、“自備現金”等名目匯入非涉案的第三方臺灣公司Z于某銀行香港分行的賬戶;(6) 如果香港法庭作出第三方披露令將會牽涉什麽的利益衝突,A公司方面須協助法庭平衡更方面的利益,希望法庭在行使酌情權的時候能批准A公司的申請。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A公司在香港法庭的申請特別提到在臺灣刑事案件的立案過程中,臺灣地方法院檢察署曾經在2013年11月和2015年4月兩次作出不起訴的處分書。隨後,A公司再申請刑事聲請再議狀和刑事聲請再議補充理由狀等,在2015年4月,臺灣地方法院檢察署發回續查通知。這部分的信息,我們是要求A公司在香港申請第三方披露令的時候向法庭陳述的。原因有二,一是全面和坦誠向香港法庭更新臺灣方面關于刑事和民事程序的最新進展;二是向法庭告知對申請人A公司在臺灣最基礎的法律訴訟存在的利弊,以便協助香港法庭行使酌情權。

如何在香港申請第三方披露令

一般來講,在香港申請第三方披露令,除非在某些保密或緊急的情况下,會將被申請人,如本案中某銀行香港分行列爲答辯人。雖然答辯人幷非聲稱違規者的一方(如本案中的X和Y,或臺灣Z公司),但在某些情况下,由于政策的原因,銀行會通知其客戶法庭對他們銀行賬戶作出的命令。在這種情况下,根據香港法律第4章《高等法院條例》第21L條,法庭可以發出緘默令(gagging order),這是一種非正審强制令。如果法庭有理由相信一旦被聲稱違規者意識到其自身將已經面臨法律訴訟程序,他有可能采取措施去阻止對抗其的法律申索。

根據香港高等法院原訴庭固有司法管轄權 (inherent jurisdiction),申請人將存檔原訴傳票 (Originating Summons)和誓章以支持其申索。如果被申請一方(如銀行)將蒙受損失,申請人一方須向法庭保證承擔被銀行一方的損失 (cross undertakings in damages/costs)。申請人一方亦須向法庭存檔一份草擬的命令 (draft order)。

結語

文件披露程序是香港民事訴訟程序中重要的一環,其優點在于能够使雙方當事人在案件開審之前對于案件事實和爭議的事項有明確的瞭解。隨著內地和香港兩地法律訴訟案件的增多,在香港作出第三方披露令的申請也日益增加。善于利用香港對于第三方披露令的規定,能有效獲得訴訟資源,加快法律訴訟程序的開展和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