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港商貿與歸覆信托

(蕭子謙 2016年9月)

引言

信托法是衡平法的一部份,而衡平法則是香港等地的普通法系特有的。然而,隨著中港商貿愈趨頻繁,不少在內地的商業項目也有港資企業參與,而雙方在合作中往往會衍生出牽涉到信托法的問題。因此,內地的律師同業若對信托法有一定瞭解,可爲商業客戶提供更適切的法律服務。

香港的終審法院去年在Big Island Construction (HK) Ltd 訴Wu Yi Development Co Ltd[1]一案中,詳細分析了一種信托 – 歸覆信托 – 的原則。本文將會集中探討該案例的影響。

信托法簡介

香港大學的何錦璇教授於《香港法概論》一書中[2],寫有信托法一章,權威地闡釋了信托法的歷史和原則。筆者在此只會簡介信托法的基本概念,從而協助讀者理解下文有關歸覆信托的討論。

信托主要分爲「明示信托」和「因法律施行而産生的信托」。財産擁有人若果創立一個明示信托,可把其財産轉移給受托人,並指明誰是受益對象。當信托成立後,信托創立人就相關財産所享有的權益即告終止,而受托人則在法律上成爲相關財産的擁有人,不過財産的受益所有權則屬信托受益人。

「因法律施行而産生的信托」包括歸覆信托和法律構定信托,它們並非財産擁有人自願成立,而是由法院按法律原則訂立。其中一種産生歸覆信托的情况,是當甲某把財産轉移給乙某而沒有收取代價,法庭認爲甲某不會無故把財産轉移給乙某,因而推定有一歸覆信托存在,裁定乙某只是財産受托人,財産受益所有權則回歸甲某。

Seldon Davidson案例

要瞭解終審法院就歸覆信托的判决的影響,需要先探討英國上訴法庭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在Seldon 訴 Davidson[3] 一案所確立的原則。

該案的原告人本來聘用被告人爲司機。被告人希望購買一所房子,原告人因此給了他1,550英鎊。其後,雙方關係破裂,原告人向被告人追討該筆款項,並指那是借貸。被告人承認收到了該筆款項,但指出那是原告人給他的饋贈。

案件在郡級法庭甫開始審訊的時候,原告人指出由於被告人已承認收到了該筆款項,因此被告人肩負舉證責任。換言之,原告人不需要證明該筆款項屬於借貸,反之被告人需要證明該筆款屬於饋贈。郡級法庭接納了這一點陳詞,著令由被告人開案。被告人因此要求向上訴法庭尋求指示。

上訴法庭的兩位法官一致决定撤銷該上訴。他們指出,若果收款一方不爭議收到了款項,那麽收款這個行爲會附帶著還款這個責任,除非法庭能够假設該筆款項屬於饋贈。在該案中,雙方只是僱傭關係,法庭不會假設該筆款屬於饋贈。另外,由於被告人購買房子的款項來自原告人,按照歸覆信托這一概念,被告人只是以受托人的身份代原告人持有該房子,原告人才是該房子的實質擁有人。

這個案例確立了兩點影響重大的原則。第一,若果有人收取了一筆款項,法庭可假定他有責任償還該筆款項。第二,若果那人運用該筆款項購買資産,那他只是透過歸覆信托,以信托形式代付款人持有該資産。

Seldon的判决多次在香港被援引,直至終審法院去年在Big Island一案中,指明該案例實屬錯誤,香法法庭不應再跟從。

Big Island案例

Big Island這個案件在原審時進行了43天的審訊。不過,有關歸覆信托的討論,只涉及其中一個指控,而該指控不難理解。

國民建設(香港)有限公司作爲原告人指出,根據一份貸款協議,它合共向兩名被告人(武夷開發有限公司和武夷建築有限公司)借出超過港幣一億八百萬,讓被告人有資金應付所屬集團的營運開支。武夷一方承認曾收取有關款項,但否認有任何貸款協議存在。反之,武夷一方指雙方其實是訂立了基金交換協議,它們把人民幣匯給在國內的國民建設,而國民建設則把相等金額的美元匯給在香港的武夷。武夷一方是按基金交換協議接收港幣一億八百萬,但亦有把相等的人民幣匯給國民建設。

原審法官認爲國民建設未能履行其舉證責任,判定其指稱的貸款協議並不存在。但同時間,法官也不接納武夷一方有關基金交換協議的抗辯理由。但無論如何,由於國民建設負有舉證責任,即使法庭對兩方的案情都不接納,國民建設仍然敗訴。

國民建設在上訴法庭再次敗訴,結果案件到了終審法院。常任法官鄧國楨認爲武夷一方就著基金交換協議而提出的抗辯可信,法庭應該接納,而因應這一事實裁决,國民建設的上訴必然失敗。但值得注意的,是終審法院就著Seldon這一案例作出的分析。

非常任法官梅師賢爵士認爲,法庭不會透過歸覆信托去否定與訟雙方本身的意圖。若果甲某自願給予乙某一筆款項,或替乙某購買房産,法庭會假設乙某只是透過歸覆信托,代甲某持有該筆款項或該房産。不過,重中之中的一點,是甲某必需是自願付出該筆款項,歸覆信托這個概念才會應運而生。鄧法官似乎對這一點也沒有異議,而其餘三位法官皆明確表示認同這一看法。

因此,若果甲某是按一貸款協議付款給乙某,那麽甲某並不算自願付款,而歸覆信托這個概念並不適用。畢竟,雙方的意圖是有借有還,並不存在信托的意圖。套用終審法院所訂立的原則,若果再有類似Seldon的案情,原告人只能向被告人追討借款,而不能够指他實質上擁有被告人以借款所購得的資産。

就著另一法律觀點,終審法院則存在分歧。鄧法官似乎認爲,若果乙某承認以饋贈形式收取了款項,那麽乙某就會負上舉證責任。然而,梅爵士則認爲,甲某給予乙某一筆款項,可以有很多原因,法庭不應假設收款的行爲會附帶著還款的責任。其餘三位法官皆認同梅爵士的看法。

由此可見,透過Big Island一案,終審法院已表明香港法庭不會跟從Seldon所確立的兩點原則。                                                                                                                     

Big Island的影響

在牽涉中港企業合作的案件中,不少資金往來都沒有文件明確指出其本質或用途。即使在借貸的情况,往往也沒有文件說明那其實是借貸、注資抑或是其他款項。在雙方合作無間時,這通常不成問題。但到雙方關係破裂時,借出款項的一方則要扭盡六壬取回借款。

以往按照Seldon的原則,出資一方的任務相對容易,大致上他只需證明他付出過資金。而受資一方若要法庭接納那不是借貸而是饋贈,則需要履行其舉證責任。在缺乏文件證供的案件中,出資一方仍有較佳保障。更甚者,即使受資一方指出資金已用來購買其他資産,也逃避不了其法律責任,因爲出資一方可指那些資産只是由受資一方以受托人身份代其持有。

但隨著Big Island的判例,法庭將不會作出還款的假定,更不會引用歸覆信托這個概念。誠如梅師賢爵士所言,與訟雙方皆需要向法庭全盤展示其案情,再由法庭判定相關款項的本質。因此,將來借款人爲保障其利益,應當透過文件,明確表示款項的性質及雙方就貸款所負有的權利和責任。

 

 


[1] (2015) 18 HKCFAR 364

[2] 2015年第三版,由陳弘毅、張增平、陳文敏和李雪菁合編

[3] [1968] 1 WLR 1083